“信息技术时代的教育学理论重建”重要命题的反思与对话

摘要

关键词：信息技术时代；教育学理论；教育技术；理论体系；会议综述

一、引言

在信息技术引发深刻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教育学的理论建设也面临反思和重建的重大机遇。通过跨学科视角的理论反思与对话，勾勒教育技术学的未来发展图景，探寻教育技术学与教育学学科之间相互作用、交互生成的复杂机制，重建基于信息技术变革的教育学理论体系，让教育学理论的发展跟上高速发展、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变迁步伐，实现教育学理论与信息技术的同步发展和共生共长，成为当代教育学理论建设的重要命题。在此背景下，2018年11月24日，由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办，华东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系承办，全国教育基本理论学术委员会、《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协办的“信息技术时代的教育学理论重建”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两百多位专家、学者、教育学科各专业委员会的负责人、教育学术期刊等，以主题报告、圆桌讨论和大会自由发言等形式，围绕“信息技术时代的发展趋势、特征及其带给教育学理论的挑战”“信息技术背景下中国教育学理论传统的演进与学科反思”“信息技术时代中国教育学的学科重建”等议题，进行了广泛、热烈且富有深度的研讨和交流。

二、未来已来：信息技术促变教育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教育。如果从世界上最早专门论述教育问题的著作——《礼记·学记》开始算起，人们关注教育的现象及规律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了。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经过前教育学时期的丰富积淀，在培根、夸美纽斯、康德、赫尔巴特等近代一些著名学者的不懈努力与推动下，教育学逐渐发展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自此，关于教育学的思考与碰撞就从未停止。当下信息技术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变革，也为教育实践的变革与创新带来了新的契机。美国教育家杜威曾写道，我们的社会生活正在经历一个彻底的和根本的变化。如果我们的教育对于生活必须具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它就必须经历一个相应的完全的变革。……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出于社会发展的各种需要（赵祥麟等，1981）。如果仍然抱着传统教育学的衣钵不放，顽固地遵奉过时的教条，就显得十分不合时宜。这一点已经得到了与会专家们的强烈认同。

1.教育信息化2.0正在引发一场教育革命

海南师范大学蔡宝来教授描述了教育信息化2.0时代所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及其成因——科学对未知的过度自信；信息技术的跨界融合和颠覆性创新；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改变了知识的性质、创生和存储方式；新一代人工智能引发的革命；后现代怀疑主义与新批判现实主义崛起；产业机构对教育全领域、全行业的跨界技术引入和应用等。教育信息化2.0时代教育将具有网络化、数字化与智能化特征——移动互联网＋教育＝教育网络化、大数据＋教育＝教育数字化、人工智能＋教育＝教育智能化。在未来的三至五年，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知识图谱、教育机器人、教育大数据、物联网和深度学习将广泛地应用于教育教学，并对教育管理和人才培养模式、课程内容、课堂教学、学习方式和评价等产生深刻的革命性影响（蔡宝来，2018）。他说，“教育一旦被撬动，很可能就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需要对学校、课程与教学进行重新定义，更加需要赋予教育和学习新的诠释。

2.电子媒介带来学校教育合法性的危机

印刷媒介时代存在于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代际不对称性，为教育提供了人类学依据，也使学校教育成为必需，为学校教育取得合法性地位。这种代际不对称性表现在，前一代人相对于后一代人在身体、经验、知识、能力、社会性等方面的优势。然而当下，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电子媒介浸润在我们周围，电子媒介所带来的不对称性的消逝极大地削弱了当今学校教育的合法性。这是华东师范大学高德胜教授的核心观点。学校教育不再是年轻一代弥补不对称性的唯一通道，学校教育的合法性正在降低；由于对成人后台行为和成人文化隐密的了解，教师作为成人世界的代表，其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已经降低，教育的可信度也已打了折扣，同时教师的道义优势正在消逝。在电子媒介时代，从宏观上看，学校教育的知识信息地位已经削弱，从微观上看，学校教育对年轻一代的内在吸引力也在下降。虽然学校教育在当今社会中仍然如日中天，但不可否认的是，学校教育存在的人类学依据正在丧失，其危机和败像已经显露。随着代际不对称性的消逝，以往那种以成人与儿童之间的高低差别为依据的教育，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那么，学校教育还有未来吗？如果有，学校教育的未来在哪里？高教授指出，学校教育的未来图景将是形成“学习共同体”，构建以“学”为核心的学校，实现“学”与“教”关系的再次倒转（高德胜，2006）。的确，后喻文化下的教育关系、师生角色等这些问题，需要理论研究者深度探究并进行回答。

3.技术带我们走进“美丽新世界”

华东师范大学马和民教授在题为《信息时代的教育学是一门“娱乐学”》的报告中指出，之所以在题目中使用“娱乐”一词，既非“标新立异”，也非“哗众取宠”，更非对“教育学”或“教育技术学”的不恭，而是试图概括出当下信息时代教育学的典型特征。从口耳相传到文字与印刷术，从电报、电视到互联网、手机，新技术、新媒介正在以革命性的方式引领着教育变迁，造成了学校、课程、教学、师生关系等发生了实质性的巨变。白胡子老爷爷讲故事、老奶奶和妈妈们唱着摇篮曲、长辈语重心长教着晚辈、师父手把手带着徒弟那些曾经习以为常的一幅幅温馨画面已然成为过去时。技术带来了时空重组，也改变着人们的认知、关系、思维、行为，对人们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乃至整个社会文化都带来深刻的影响。赫胥黎所预言的既完美又可怕的“美丽新世界”正在成为现实。马教授引用媒体文化研究者、批判家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的表述——“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一个读书、思考、辩论的理性时代业已消失，以娱乐为特征的时代正在或已然来临。信息时代的产品形态如软件设计、软件使用、产品内容、语言形式等都呈现出了娱乐性。软件设计具有界面友好、学习为主兼顾社交的特点，从视觉效果来看具有娱乐性。软件使用更加关注人机互动，从学习者的操作体验来看，具有娱乐性。产品内容更加丰富有趣，为学习者提供精准的个性化服务，从学习者的学习过程来看，具有娱乐性。所以，结合教育（技术）事实的功能分析以及教育技术的演进历程，马和民教授认为信息技术时代的“教育学”业已演变为一门“娱乐学”，而“教育技术学”正在发展为“技术教育学”。

4.“互联网+教育”实践倒逼教育理论的重建

西北师范大学郭绍青教授描述了在“互联网+教育”的时代背景下涌现出的一些极为典型的教育实践现象，如视频公开课（自主学习）、智力资源共享（个性化的选择性学习）、团队教学组织（教师协同共同体）、企业从外围向教育体制的渗透、专递课堂向网络学校的发展（在线教学）、学生自组织学习（系统课程资源的支撑）以及大数据管理应用等。比如，重庆市二十九中构建了慧学工作坊及创客教育联盟等教学共同体，探索了基于教学共同体的双师云课堂教学模式和伙伴协作研修模式，共享优质智力资源，在带动区域学校教师专业发展、学生素养提升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再如，河南省卢氏县利用CCtalk在线教育平台，开展教学、教研、教育均衡创建及学生核心素养提升等多项工作，把大批优质教育资源输送到本县薄弱的边远农村，为小规模学校推送了优质课程，极大地推动了卢氏县教育均衡发展。换句话说，学生享受的服务不再局限于学校本身，它超越了学校的边界，使得教育供给越来越社会化，企业正在从外围向教育体制渗透。所有这些现象都充分说明了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已然对教学方式、学习方式、学习资源、学习环境、师生关系等产生了重大影响（郭绍青等，2017）。技术正在倒逼教学改革、课程改革甚至是整个教育体制的改革。同时，实践的勃兴也衬托出理论的滞后，需要教育界的理论研究者从理论层面对这些现象予以关注和回应。

面对信息技术的冲击，我们是闭门自守，拒斥信息技术对教育价值、行为模式和体制机制的挑战；还是积极应对，以一种开放、积极的心态面对信息化时代的教育发展，探索本土化背景下信息技术与教育理论体系交互融合的方式、路径、机制与规律，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三、交互融合：信息技术与教育学理论体系的相互作用

学科的理论体系是指该门学科的概念和联结这些概念的判断，通过推理、论证，形成一个层次分明、结构严密的逻辑系统（潘懋元，1993）。一般认为，理论体系的建立是一门学科成熟的主要标志。教育学的理论体系是关于研究对象的思想体系和概念体系，彰显着教育学学科对教育现象和教育规律的解释能力和揭示能力，是教育学学科成熟度的重要考量。探究教育学理论体系与信息技术的关系，也是本次研讨会的主要目标之一。多位知名专家学者以大会主题报告的形式，通过跨学科的视角，探寻信息技术与教育学各分支学科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交互生成的复杂机制。

1.教学理论的创新

教育的核心在教学。无论是《礼记·学记》中的“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还是赫尔巴特的著名论断“通过教学来进行教育”，均言明了教学的重要性（刘合群，2004）。教学论是研究教学一般原理和规律的科学。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曾论述教学论是“要研究把一切知识教给一切人的艺术”（李秉德，2001）。蔡宝来教授认为教育信息化2.0时代，教学已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教学理论只有在迭代更新中不断创新才能够引领教学改革与创新发展。我们需要对教学进行重新定义，思考一些新问题——教育信息化2.0将怎样影响课堂教学变革、这些影响是如何发生的；教学变革创新的理念、理论、方法及模式；课堂变革的前提条件、意义、场景及样式；教学方式与评价方式、学习方式为什么转型，怎样转型；如何提高信息素养和运用信息技术的教学能力；新教师如何培养培训，教师职业角色如何转型，教师专业怎样定位等。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以人的全面和谐有个性发展为本，以学为中心，以培养创新人才为目标，最终创建一种新教育模式，实现对教育的理念重建、形态重构、结构重组、模式再造和文化重塑，全面提升教育教学效率和品质，建构适应信息化2.0时代的未来教育生态，实现未来教育的愿景与蓝图。郭绍青教授则归纳了传统班级教学的14个要素，通过意义相近、相关、内容交叉的归类分析，聚集班级教学的8个核心要素——教学目标、教学原则、教学内容、教师、学生、学习资源、教学组织形式、教与学环境。信息技术对班级教学的直接影响主要集中在教师、学生学习方式、学习资源、教学组织形式、教与学环境5个要素上，对班级教学的变革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引发学校教育变革。比如信息技术对学习资源的影响，经历了从多媒化与网络化的数字教育资源到生成与开放的资源，再到虚拟学习资源环境，以及智能化学习资源环境的演变历程。学生学习方式与教师教学方式也发生了变革，以班级为组织的教学形态、教师为中心、课堂为中心、教材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被彻底打破。建构信息化时代的教学理论，需要突破工业化时代背景下的教学理论，重建现代教学理论。

2.课程理论的创新

西南大学靳玉乐教授在题为《信息技术时代的课程论发展》报告中，首先分析了信息技术对传统课程研究带来的挑战，具体表现在：知识形态从静态确定的书本知识转向互动创生的网络知识，人类认知方式从实体思维转向智能思维，信息技术对社会环境的影响从局部转向整体。与此同时，信息技术也为课程论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社会环境的变革为课程论发展创造了可选择性、丰富性、灵活性的新情境，开放存取、共建共享的知识形态为课程论的丰富发展提供了知识论基础（靳玉乐等，2018）。同时立体的、过程的、数字的、整合的、系统的思维方式变革为课程论的发展提供了认知基础。靳玉乐教授指出，信息技术时代课程论发展的新理念体现在课程本质的人性化、课程价值的多元化、课程设计的动态化、教材形态的电子化、课程评价的网络化、课程管理的协同化。未来可以关注网络在线课程发展，重视电子课程资源创建，推进课堂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观照信息技术驱动下课程论发展的伦理问题，慎思信息技术影响课程论发展的尺度问题。总之，信息技术时代的课程论发展，既不能用狂飙突进的技术“裹挟”课程，也不能以课程的“自负”无视技术，而应该在价值引领下，使信息技术与课程在文化整合中走向和谐共生。最终课程论将会把“提供丰富学习机会、建构自主学习环境、鼓励创意思考”，作为信息技术时代的一个发展方向。

3.管理和评价理论的创新

在信息化时代，伴随着课程与教学的变革，管理与评价的理念、方法、途径、组织、职能等同时也正在发生着变化。管理与评价理论的创新与重建也是教育学理论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分。广东技术师范大学黄崴教授就大数据时代教育管理学科范式转型这一问题分享了一场主题报告。黄教授指出，教育管理学科是研究教育管理问题的学科门类。根据国内外教育管理学著作和教育管理的内容，教育管理学主要包括教育管理环境、教育组织结构、教育决策、教育领导、教育行政、教育督导等内容（黄崴，2009）。大数据时代对教育管理学科带来了一些影响，首先是教育管理环境的理论变化。传统的教育管理学科是根植于工业社会的小数据时代，而当前社会进入到大数据时代，管理环境发生了变化。第二是关于教育组织结构的理论变化。传统的教育组织是等级官僚制，因此教育组织理论也是关于如何建立自上而下的层级体系和结构化的理论，但大数据时代教育组织管理是网络化、半结构式以及非结构化的。第三是关于教育决策理论的变化。传统教育决策是依据局部信息或采样信息做出的，比如提出的渐进式决策理论、扫描式决策等等，而在大数据时代，决策依据的数据可能是更多的海量或全部数据，而不是局部或少量信息。第四是关于教育领导理论的变化。传统的领导理论强调领导对被领导者的影响，领导是权力的拥有者，而在大数据时代，谁掌握数据，谁就拥有权力，因此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是相互影响的。第五是关于教育督导的理论变化。工业社会的督导评价是权威式的，在大数据社会，教育督导评价是网络化、分布式，一切都呈现于数据中。第六是关于教育管理的研究变革。要分析与某事物相关的所有数据，而不是依靠少量的数据样本；乐于接受数据的纷繁复杂，而不再追求精确性；不再探求难以琢磨的因果关系，转而关注事物的相关关系（维克托·迈尔-舍根伯格等，2013）。总之，传统的教育管理学是为工业化社会时期的教育管理服务的，建构教育管理学科知识体系的理论基础是泰罗的科学管理、韦伯的官僚制和法约尔的管理过程论，以及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管理科学，如赫伯特·西蒙的《管理行为》。在大数据时代，工业时期的教育管理知识体系与当下的教育管理实践不吻合，教育管理学科的范式转型势在必行。教育管理学方法论、组织论要转变，管理决策理论应该从数据推测到数据发生，管理的领导理论应该从权力集中到权力分散，管理的督导论应该从统一标准结果评价到实时过程监测。

4.教育研究范式的转换

科学研究方法论和科学研究范式是教育学理论研究最有力的保障和最重要的条件。信息化推动了人类社会深刻变革，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对教育研究的领域、问题、方法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信息化进程中教育范式的转型是江南大学陈明选教授的核心观点。他认为，教育研究范式是“教育研究群体所持有的建立于一系列共享价值观、假设、概念和实践基础上的研究视角，以及思考和展开研究的方法”。在复杂多变的教育实践和不断涌现的教育研究新需求面前，教育研究共同体需要不断更换自己的解题工具，而不能企图依靠一种永不过时、“唯一、绝对、正确”的范式来一劳永逸地解决教育知识建构的问题（陈明选等，2017）。信息时代需求的教育研究范式在教育目的、教育原则、教学组织形式、教学评价方式等方面都与当前的教育研究范式有显著区别。信息化发展给教育研究带来的问题在传统的理论视角下得不到满意的答案，促使我们诉求新的研究视角来解答。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研究的范式转换呼之欲出。如何实现教育研究范式的转型，陈教授指出，应该从传统教育研究视角转向信息化研究视角，倡导数据驱动的教育研究取向，重点关注学习分析，着重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分析，注重数据挖掘以观测微观变量之间的关系发现。同时，还需要秉承跨学科的研究态度，将国际化视野和本土化思维相结合，追求哲学层面的价值取向、科学层面的准确方法和艺术层面的直觉、想象力的具体综合，在教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界处探寻新理论产生的可能。多元化研究方法的整合与应用，为教育研究范式转型提供方法论依据。此外，我们还要使用信息化科研工具，建立信息化环境下教育研究成果的形成、分享与转化机制。

北京师范大学杜育红教授在题为《学科分类与教育量化研究质量的提升》报告中，也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杜教授认为，教育学作为综合实践学科，既有来源于基础学科的理论，又有来源于实践的经验；既有科学的问题，又有人文的关怀；既有规律的探寻，又有实践的方法；既关注过程导向、严密性优先的基础研究，又有关注结果导向、有效性优先的应用研究。而当下的信息技术革命对教育研究问题与方法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信息技术有助于丰富数据采集手段与范围，对量化研究极为有帮助。但是教育研究要不忘初心，不能忘记研究最本质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提高测量的信度与效度、提高抽样的科学性、提高统计推断的合理性、加强理论分析的逻辑性等，提升量化研究的质量。

总之，随着学科领域知识的不断生长，对于教育研究范式的讨论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过程。讨论研究范式不能把它与所处的社会背景、技术环境等因素分隔开来。只有以包容的态度在充分吸收多样化的研究视角、方法和技术后，教育研究才能够在足够的积累中发展出自己独有的学科范式。

四、路在何方：教育学理论体系的重建

时代对教育学的理论建设提出了新的诉求，教育学理论建设唯有与时俱进，方能够更好地诠释与引领信息技术时代的教育实践。故而，对整个教育学理论体系进行结构性重组与再造，构建基于信息技术变革的中国教育学理论体系，已经成为当代教育学理论建设与发展的历史性与战略性课题。

1.走向智慧教育

华东师范大学祝智庭教授近些年来一直倡导智慧教育。他认为，智慧教育是教育从传统时代走向数字时代乃至未来指数时代的必然选择。智慧教育的真谛在于通过构建技术融合的生态化学习环境，通过培植人机协同的数据智慧、教学智慧与文化智慧，本着“精准、个性、优化、协同、思维、创造”的原则，让教师能够施展高成效的教学方法，让学习者能够获得适宜的个性化学习服务和美好的发展体验，使其由不能变为可能，由小能变为大能，从而培养具有良好的人格品性、较强的行动能力、较好的思维品质、较深的创造潜能的人才。祝教授指出，智慧教育是通过人机协同作用以优化教学过程与促进学习者美好发展的未来教育范式，旨在培养具有良好的价值取向、较强的行动能力、较好的思维品质、较深创造潜能的智慧型人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建构智慧学习环境（技术创新）、运用智慧教学法（方法创新）、促使学习者开展智慧学习（实践创新）。而智慧学习环境是一种以体验为中心的线上、线下融合的生态化环境，智慧教学法是一种以服务（辅助、引导）为中心的学与教动态平衡的教法生态，智慧学习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适于培育从基本知识技能到群体智慧的学习生态（祝智庭等，2017）。智慧教育是科学性、技术性、艺术性、人文性的有机统一，其核心价值是使学生获得美好的学习发展体验。

2.构建信息化教育理论

华中师范大学雷万鹏教授分享了题为《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之反思》的主题报告。雷教授在报告中指出，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发展，应该是以更公平的教育、更有质量的教育以及教育治理现代化为旨向的。而反观现实，信息技术是否能够促进教育发展，如何促进教育发展，存在着多样的探索、多样的主张、多样的理论、多样的层面、多样的解释、多样的疑问、多样的立场。雷教授认为，我们应该深度思考技术及其本质，辩证看待技术与人的关系。技术是人的创造性实践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人的生存是一种技术性生存，技术的本质与人的本质有一致性，技术应回归人性、承载人文、以人为本。从主客一体、和谐共生的哲学视域看，构建包容性的、多元一体的信息化教育理论迫在眉睫。所谓“多元”，一是教育形态多样性，二是理论流派多元化，三是每一种理论多元竞争，是对每一种有益于人的发展的教育形态和实践模式的尊重；所谓“一体”，即人的发展。人的发展是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的出发点和归宿。教育发展具有多元性，人的个性具有差异性，技术在教育中的运用具有多元性，支撑技术与教育融合的理论主张也具有多元性。多元包容、主客一体、和谐共生、自然演进是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机制。多元一体信息化教育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为核心，整合信息哲学、技术哲学、复杂理论、学习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合理元素而形成的新型信息化教育理论，主要包括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机理研究、学习机制与人的个性化发展、信息化环境下的课程与教学、信息化教育政策实施与评价、信息化教育研究方法论等方面的内容。

3.面向未来的教育学

山西大学侯怀银教授在题为《教育学的未来和未来的教育学——基于信息技术时代的审视》报告中，指出信息技术时代对教育的影响是全面而深远的。从人类存在与教育发展的角度而言，教育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从人类存在的角度而言，信息技术的革新，使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都深受影响。信息技术时代下的教师和学生，都为适应时代发展而更新理念，转变观念，以更好地参与到教育活动中。信息技术时代下的教育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教育伴随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人类不消亡，教育自然也不会消亡；教育不消亡，对教育现象、教育规律进行研究的教育学自然也不会消亡。教育学有其存在之合理性。从教育发展的角度来看，教育的目的在于为构建理想社会而服务。信息技术的革新，促使教育改革与发展步伐加快，将推动理想社会的实现。然而，如果没有教育学作为理论支撑，任何教育内容的传授将成为无源之水，教育形式将流于浮面，教育活动将会杂乱无章，教育实践无法取得预期效果，教育改革与发展将会误入歧途，构建理想社会则会成为空想，教育也将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教育学有其存在之必要性。

侯教授指出，虽然教育事业发展会呈现一定的滞后性，教育学指导教育实践也并非一帆风顺，但教育学的发展不应因信息技术时代的高速发展而落下脚步，而应迎头赶上，紧跟时代，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革新，加快学科建设步伐，建构未来的教育学，从而实现自身的长足发展，力争以更饱满的姿态——更明确的研究对象、更完整的理论体系、更独特的研究方法，稳步行走于人文社会科学之林。未来的教育学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从研究对象上重视人的存在。教育学研究者只有真切地将自己的视角从单纯的学科视角转换到人学视角，关注真真切切的个体，关注这些具体个体的生活世界，关怀人的生活和生命，才能从根本上对教育学有深入的认识。未来的教育学将在寻求生命自觉的道路上漫漫求索。第二，学科性质上走向综合。未来的教育学发展，将立足于自身特质来探究学科性质，教育学的学科性质将走向综合，性质上的系统综合将最大限度地接近教育学知识的内在特质、教育学研究对象的本真和教育学的本质。第三，体系构建上扎根中国实践。信息技术探索的多元化特征，推动多元文化的发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对于学科建设有重要影响，这对教育学立足中国而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只有紧紧围绕中国教育实践活动及理论探讨来进行学科建设，才能找准教育学的生长点，整合出中国教育学的科学体系，使教育学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第四，研究方法上重视技术创新。信息技术时代下，在教育学研究方法上应尤其强调信息技术的应用。第五，研究视角上赋予时代气息。当今时代，开放与竞争并立，本土与国际相依。未来的教育学，应立足中国本土，在研究视角上注重时代特征，提倡开放交流，注重民族特征，强调自主自立。总之，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虚拟与现实的关系、中与西的关系方能走向未来的教育学。

五、和谐共生谱新篇：教育学者的历史使命

中国具有悠久的教育历史，有着博大精深的教育思想，有着高世之智的教育家与思想家，但作为学科的教育学在中国却是舶来品，是二十世纪初西学东渐的产物，至今走过了百余年发展历程。中国教育学的百年历史，历经了沧桑曲折的发生期、初建期、重建期、破坏期、再建期，在改革开放以后终于有了长足的发展，逐步构建起了中国教育学的理论体系。而今，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开启了重大的时代转型，教育领域也在发生着全面深刻的变革，我们整个的信息文化正在一个全新的背景下诞生，教育理论体系的思想、观念和知识，都不能解释现下，更不能去预测未来。在现代信息技术的背景下，怎么样去思考问题，怎么样去研究问题，怎么样去回答问题，都需要研究者给予关注与回应。中国教育学进入到一个以“变革”与“转型”为基本特征的新阶段，中国教育学的理论体系也面临反思和重建的重大机遇。

中国教育学理论体系的重建，也对当代的教育学者带来了挑战。教育学者具有学者与教育者的双重身份。作为学者，要心怀对学术的敬畏与忠诚，直面当前真实的教育问题，遵循科学研究范式，探寻信息化时代背景下的教育真知与规律，不断积累基于中国经验的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为构建适应时代需要的中国化教育科学知识体系奠定基础。作为教育者，要心怀对学习者的关爱与尊重，服务于人的发展，培养信息化时代所需的人才。因此，当下教育学者的历史使命就在于探索真知，改进实践，促进人的发展（李忠，2016）。这就需要来自中国教育学各分支学科的理论工作者，勇敢地肩负起这一历史使命与责任，不忘初心，坚守教育的本质，立足于中国本土实践，通过跨学科视角的理论反思与对话，将有思想的技术和有技术的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破除教育各分支学科的藩篱与界限，在和谐、融通、共生中实现“技术、理论、思想、实践”的大同，共同建构起符合信息化时代特征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教育学话语体系，勾勒中国教育学的未来发展图景，谱写中国教育学发展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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