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高校发展取得的成就不胜枚举，姑且按下不表。
本文在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同行交流研讨基础上，梳理了中国大学发展所面临的若干痛点，以期为中国大学办学空间的拓展作出微薄努力。
01
近两年，发到大学的各类红头文件的数量并没有随着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而有效减少。
非许可性审批行为仍然大量存在，以监管之名行审批之实的行为仍然较为普遍，大学运行管理依旧是行政指令驱动的模式。
大学作为法人主体，自主运行空间受到较为严重的挤压。
02
行政条线细分切割而导致的政出多门现象仍然比较常见，高等教育领域的改革常常因为发改、财政、人社等部门的掣肘而停滞不前。
例如，一所高校究竟应当拥有多少高级职称职务，本应由高校自身根据各学科的学术发展状态和拥有学术资源情况自主确定，却始终受到人社部门刚性规定的严重制约。
03
自上而下的行政条线驱动大学治理，从而挤压学术治理空间的现象较为严重。
高校学术组织参与学术治理的能力低下，不少高校学术治理体系基本形同虚设，学术委员会仍然是高校最大的“橡皮图章”。
04
高等教育办学是一件长线事业，但高校校领导的更替仍然有如“走马灯”，高校依旧缺乏真正立足自身的实际发展状态，自主遴选领导者的自主权。
而这一自主权也是各项自主权当中最为重要、最为基本的一项。
在某些情况下，干部安置优先级别甚至高于办学优先。
05
学术指标驱动高校办学现象较为严重。
不少大学的学术管理不尊重学科发展规律，“一刀切”地要求大学教师申报科研基金，发表国际国内重要学术期刊索引论文。
基金申报套路和学术投稿套路成为学术生存的基本法则，真正多样性的学术志趣和学术追求则缺乏生存的基础条件。
06
教学成果奖、科技成果奖、人才项目、科研项目等行政主导的评审“公关”现象虽得到一定的遏制，但各种利益输送和变相“公关”现象仍然屡见不鲜。
07
高校学生招生与培养存在较为明显的公平“洁癖”。
高中的“高压”学生管理和大学的“自由”学生管理很难衔接，而高校在学生转学、转专业等方面又缺少基本的自由，导致高校在严格执行培养要求方面面临着来自学生、家庭和社会的巨大压力。
“无奈放水”和“被迫降低要求”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制约了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08
党政机关行政支出规则约束高校学术运行支出行为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
忽视学术业务特点的高校财务、审计管理导致不少高校钱花不出去，资金执行效率较为低下，而很多嗷嗷待哺的办学领域和师生群体却又无经费支持，资金缺口却又非常大。
09
高校普遍面临薪酬“天花板”现象。
高校在有关部门核定的薪酬总量基数要求下，难以真正自主地根据智力密集型行业特点进行薪酬改革。
为了给少数“帽子”人才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高校不得不将多数普通人才薪酬控制在低位，高校教师的“贫富差距大”、“苦乐不均”现象较为严重。
大量高校教师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将较多时间投入到自主创收上。这严重制约了他们在人才培养和基础科研上的时间投入，从而也进一步制约了他们在学术上的可持续发展。
10
大学评价和学术评价存在“行政主导”和“商业异化”并存的问题。
真正独立、中立、专业、多样的社会第三方缺少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和空间，真正独立、中立、专业、多样的第三方评价实为稀缺。
大学不得不被行政和商业“牵着鼻子走”，从而失去基本的办学定力。大学的趋同化发展和“千校一面”现象未能有效缓解。
良性循环的中国高等教育“管办评”、“放管服”仍然任重道远。
